部份研究论文摘要

13.03.2019

企业担负社会责任和其社会效益

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对企业盈利能力和社会外部性的影响:来自中国的证据
陈怡君 | 洪明仪 | 汪勇祥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65 (2018)

一项关于在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强制报告制度的研究发现,在该制度正式实行后,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但环境污染程度同时降低,这对整个社会大有裨益。

陈怡君,洪明仪和汪勇祥的研究重点关注了2008年公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治理指数和深圳证券交易所100指数中的一项要求。相关企业必须提交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样公司的业绩就能更清楚地展现在政府监管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眼前,让他们现在有一种手段可以向企业施压,要求企业增加社会责任的相关活动。

这三位作者研究了披露规则生效前后(2006年至2011年)这些企业的业绩,并将其与不需要提交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进行比较。他们发现,披露规则生效后,需要提交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和股东权益回报率均出现下滑。

他们说:“需要提交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在披露规则生效后销售收入减少,而运营成本和减损支出增加。我们认为这些企业是想通过关闭一些生产设施并增加其污染控制和劳动力的成本来应对这一举措。”

“如果这样做对提升业绩有益,那么这些公司在披露规则出台前就这样做了。但很显然,我们发现企业增加社会责任相关的活动是以牺牲一定业绩为代价的。”

根据不同的企业性质,最后的效果也存在差异。

政府控制力较强的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投入精力更多,特别是在员工保护和公共关系维护方面,污染严重的企业在观景保护方面投入更多。作者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支出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政治和社会因素,而非经济因素。

此外,国有企业似乎是企业社会责任披露规则出台后企业业绩整体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而非国有企业则没有出现这样的下滑。国有企业会受制于代理问题,因为政府作为控股股东和中小数股东之间、国有企业经理和股东之间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经理可能追求个私人政治利益而不顾市场竞争的影响)。

污染水平同样受这些因素影响。在2008年披露规则出台后,需要提交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占比较高的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大幅减少,2006年至2011年分别下降了28%和24%。然而,在需要提交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国有企业占比较高的城市,这样的改善并不明显。

作者说:“调查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制度出台后,企业业绩下滑的主要因素在于国有企业,但是污染减少主要是由非国有企业推动的。这与国有企业的代理问题能增加效率更低的企业社会责任支出这一概念相一致,而这样的支出却不能带来本应产生的潜在社会效益。”

总体来说,作者在文章中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制度改变了企业行为,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为社会带来了积极地外部性。作者说:“虽然我们承认该披露制度可能会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调查结果恰恰证实了与披露制度利益相关方带来的压力可能会使公司采取行动的观点。然而,作为控股股东的政府、国有企业经理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可能导致的低效支出,这会削弱这种积极地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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